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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道明: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

发布于:2016-01-06 16:16:11    |  查看: 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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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媒体上描述的陈道明是难以接近、孤傲、狂妄的,但熟悉你的人又说你是温和、幽默、平易近人的。哪一个陈道明更接近真实?


陈道明:如果把这两者视作我不同的人生状态,我是能够全部接受的。前几年在跟朋友聊,人生有金钱关和荣誉关,人在金钱面前往往容易走形,这是显而易见的,要不怎么会出这么多贪官?荣誉关是无形的,但可能让人变形得更大,当你突然间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你还是你自己吗?


我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就是1990年代那一阵子。好在我这种状态持续时间比较短,没过两三年我就明白了,我不可以这样,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发户,你的生活质量会很差,所以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至于狂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优点。轻狂就不一样了,属于轻易地狂妄。至于外面传的那些七七八八的,我也反省过,尤其这十来年,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大家对我有那样的印象?一是过去的某种延续,因为人的印象在局部,挺难磨灭的,大部分都是延续了这类传说。

有些演员说我不好合作,而说这些话的人,我基本上都没跟他合作过。你跟我合作过,才可能评价我,比如说陈瑾、江一燕、冯小刚、管虎这样跟我合作过好几部戏的人,如果他们说过我难合作,那我就必须得承认了。


南方周末:不少演员说,和你拍对手戏很紧张。


陈道明:你害怕我,说我不好合作,也要看你指的什么事情。一个演员拍戏迟到、不认真、不做功课、现场摆谱,这叫不好合作。我拍戏从不迟到。不光是拍戏,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原因,我什么事都不会迟到。我也没有因为台词不熟半天过不去的,戏的问题我可以不厌其烦地给你演。

反省我自己,可能有时说话不大注意,是不是会伤到别人?这次拍《手机》,别人问我王志文好合作吗?我说挺好合作的,志文是一个规规矩矩做事的演员,我反问“干吗非得叫他哈着你才算是好合作呢?”然后就有人说我和志文不合。


大家都在“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在退步。


南方周末:这些年对娱乐界的大环境有怎样的观感?


陈道明:娱乐界有相当一批人,出发点是为了名利,当然名利也不错,但质量是根本呀!戏好,老百姓喜欢,才有长远的名利。


大家现在都搞快餐,都觉得“花无百日红”,抓住当前的机会,走哪算哪,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钱现在成为了惟一标准。有收视率、票房,赚到了钱,就成功了。综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现象,不管什么艺术、什么行当,都在高喊着“金钱万岁”、“向钱冲”,我们还要不要留一席之地,给真正的本土文化留点生存空间?


南方周末:你不喜欢商业化?


陈道明:关键是商业化要有一个度,文化变成金钱,金钱置换文化,要有度,不能把所有的文化艺术、教育科研全部推向市场,全部走江湖去赚钱。我在天津人艺工作过,现在许多文艺院团,走向市场后基本上都变成了江湖班子,说白了,耍玩艺谁耍得能吸引人,谁就能赚钱,最后赚钱成了惟一的标准。


难道所有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就是钱?那社会的德行到哪里去了?可能这个问题不是我该问的了。把张艺谋都挤到只能拍“三枪”这样的电影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还在吗?过去我们文人还讲点风度,还讲点知识,哪怕是虚伪的也好。现在金钱变成主宰,都变成既得利益者了。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在退步。我们不怕慢,就怕退,哪怕停着不动也行,退就不可以了,就像车不怕走,就怕停,更怕往后退,可现在往后退的地方很多。


不久前,我监制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片子拍得很好,到了电视台,他们说“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当时就说:“是不是我们的电视剧没有杀人放火?我不卖了!”


南方周末:他们怕没有收视率,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钱。


陈道明:我就想问咱们的电视台,全国十几亿观众,是不是所有人都看那些戏说、恶搞、枪战?那些渴求文化、渴望安静的人不是观众吗?电视台有文化的导向功能,不能一味追求收视率,不能眼里就是钱。


我觉得现在没意思,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纯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发展到现在愈演愈烈,把文化当成商业。似乎什么都是文化,到处都在谈文化,但都把它当商业的外衣。


一个甚至一批不好的电视台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没人想、没人问、没人管,电视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收视率高就放什么,怎么能这么纵容它们呢?


而且现在主宰电视台的收视率调查数字居然都是假的,调查的结果都是假的,调查标准也没有。谁是标准?这些假收视率影响着广告投放,影响着电视台播放什么样的电视剧,影响着几亿老百姓,但它的基点是假的。靠谎言赚的钱,是结构性的说谎,一个社会结构在讲假话,但是没有人处理它们。


南方周末:为什么没有人处理?


陈道明:因为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立法,天天靠着通知、电话、打招呼,靠这些指导性的意见、政策办事,这政策可能今年是这样,明年又变了。


我们经常抽自己嘴巴,于是乎权威性越来越淡了、弱了。我记得很多年前,广电总局明确说,主持人第一要说普通话,第二不许染头发,现在照样又没人管了。当一个社会结构没有权威的时候,你仔细想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无序,混乱,各自为政,想干嘛就干嘛。


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拍戏不自在,要受各个方面的约束,所以我经常拍完一部戏,歇一年到两年。


南方周末:你最早是从电影《今夜有暴风雪》走进影视圈的,为什么电影代表作很少,反而是电视剧代表作很多?


陈道明:我不太认同电影和电视剧有高尚和低级之分,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


我不会因为电影是胶片、是大银幕,就看低电视剧。其实电视剧从技术角度比电影难演,一部30集的电视剧天天在播,让观众不烦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这个人在影视行业没有太大的梦。因为演《我的1919》得华表奖,当时我上台发言时说了几句话:当电影低迷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得了这个奖,我很惭愧,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水涨船高的时候,我再能拿奖。其实我对奖也兴趣不大,那都是演完以后的附加物。


南方周末:为什么?


陈道明:演员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当时进这行,就是为了避免上山下乡,有一个正经的城里饭碗,这个饭碗跟文化沾边。那时候都是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一年也拍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则根本没有。


起步阶段我没有经历过急功近利的熏陶,所以思考问题的方式跟现在的演员不同,他们接受的教育可能是以竞争为主,甚至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没有太多功利性。


实事求是地讲,演好一场戏,它不会让我很兴奋,演不好也不会让我多沮丧,我觉得我的工作做完了,我没有那种“有一天‘花儿不再红’怎么办”的想法。


南方周末:你是个早熟的孩子吗?我采访过的陈冲、刘晓庆、潘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因为一部电影红得发紫了。


陈道明:她们过早地裹在了名里,那时候没有什么利。她们出名比较早,我是学话剧的,从群众演员开始做,跑了很多年龙套,没有太多出人头地的愿望,一是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另外觉得出名这事离我比较遥远。


后来走红,也属于命好,我没有积极地做过一件事情,一直处于消极和被动状态。有人找我来了,合适我演就接。尤其是这些年,哪怕是一些不那么好的电视剧,找我来一说、两说,到第四说我就说好吧,拍吧。


我喜欢自由自在,在不妨碍和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我心中要自在。拍戏是不自在的,要受各个方面的约束,所以我经常拍完一部戏,歇一年到两年。我不接戏拍不是我要积蓄文化能量之类的,没有那么高尚,我就是想自在。按理说应该玩命地往前走,尤其是所谓生命最成熟的时候。


南方周末:是,我们都觉得你到了黄金季节,在有限的时间段里,你应该多留一些经典的形象。


陈道明:如果为名和利,我就要年年拍,甚至一年拍几部戏。《围城》之后,我就是这样拍两部歇一部,拍一部歇两年。去年拍完《手机》和《唐山大地震》,今年谁找我拍戏都不接,不管谁来了都直接回绝。那些制片人问我为什么,我说就是想给自己一点空间。


随着年龄的变化,我的人生观有一定的转变。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时,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活得不管是穷或富,也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你都是最成功的。


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


我不认为中国有好电影,现在中国的电影最高质量只达到了85分。


南方周末:相比电视剧,是电影不给您机会吗?


陈道明:不是。陈凯歌的《梅兰芳》里的齐如山最早找到我,正赶上我不想拍戏,后来凯歌就找了孙红雷。胡玫的《孔子》也找我,合同都签了,后来我给她发了个信息,说算了,我还是不拍了。后来周润发接了孔子。


我对自己演的角色没有完整的设计,比如我非要演哪些角色之类的,我完全是随性的。如果我想拍戏了,可能我平常根本不可能上的一部戏,这时候就接了。


南方周末: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电影剧本不好吗?


陈道明:不是,有的剧本很好。我不认为中国有好电影,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真没有好电影。


南方周末:为什么?你的好电影是什么标准?


陈道明:好电影应该是讲一个完美的故事,有文学性、社会性、哲学性,要有完美的表达,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引着观众往前走,有像水一样自然流动的电影画面,看不见任何刻意的造势。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电影最高质量只达到了85分。


南方周末:你这个标准包括哪些电影?


陈道明:这样的电影太多了,比如《目击者》、《轿夫》,包括《毕业生》这种轻松的电影,也包括法国电影《蝴蝶》、美国老片《魂断蓝桥》。


中国电影从品种、类别一直到拍摄的质量,真的像中国足球一样,连亚洲都没冲出去。


南方周末:中国电影里哪些电影是你认为能得85分的?


陈道明:我不想说,得罪人。我觉得中国导演的好年代还没有到,我们都是拉纤的纤夫。不光是电影,文学、美术、音乐也一样,我们只有艺术家,没有大师。


中国电影目前还是当成广告和装饰来拍的,它没成体系,没有产业链,没有真正形成非常成熟的市场和制作班底。包括我们的剧场设施,我们的欣赏习惯,都没有形成。我们拍电影的受各方面的制约,那些编剧和导演也是很痛苦的。


我们的整体文化和电影设施都没有达到一个举国的文化,包括上面说要发展电影文化,只是流于一种渴望政策的宽松和释放,电影的繁荣和热闹就是一些票房数字,它真正的成熟和健全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这个时代还没有来,我相信有一天它会来的。


南方周末:我们差在哪里呢?


陈道明:差在德上,差在职业精神、文化精神上。拍《一个和八个》的时候,为了晒黑皮肤,我们可以在广西大龙山水库什么都不干,光晒太阳晒一个月,一个小电影,拍四五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完全是两个时代。


那时候我们拍《围城》,10集的电视剧,按现在的节奏,满打满算就一个月,但是我们整整拍了100天,那时还有创作可言,现在哪有这样充裕的时间?我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我不适应现在这种两天一集、三天一集的模式,我说你们这是干嘛?已经不符合基本规律了,制片人不管导演怎么拍,但你一天必须得消灭多少页剧本!所以现在出现了一大堆烂玩意。


南方周末:这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制片人、监制通过导演控制进度和成本。


陈道明:但是美国用这套方法大都是做室内情景剧,都在一个屋子里头,电视台即拍即播,一弄就200集,咱们把这套切换体制转换到中国,不管是拍电视剧还是拍电影,都用这套拍摄方式。

过去的老电影比如《芙蓉镇》、《老井》,可能有破绽,电影叙述得比较笨,叙述得不那么智慧,但憨厚也是美,电影里的那种力量、劲道非常扎实。


过去是“占一个便宜”就行了,现在是什么便宜都要占,华丽、假贵族,憨厚是狡猾的憨厚,属于城乡接合部的憨厚,不尊重人。你蹲下身段了,以为观众也和你一起蹲了下来。现在的电影人不纯粹了,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电影的认真氛围了。


电影是一门学问,如今的导演没人做学问了


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电影,我永远不会说是导演不好,也不会说是剧本不好,是我自己无能,自己没有演好。


南方周末:你有点恨铁不成钢。中国电影在1990年代初,到一个很好的势头时,突然就一头往下了。


陈道明:让钱给冲没了。中国的文人过去还有一点风骨、一点孤傲,还有一点竹节精神,现在全部被钱同化了。我说的这些人里头也涵盖我——既然你风骨了半天,怎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的,我也拧不过。没错,我也为五斗米折腰。但我觉得可怕的是这样的念头都没有了,我以及一批在虚荣上跳舞的人,还念及一份美好;现在更多的人是连这个美好都没想过,我是不是比他们好一点?我庆幸自己是一个知道反省的人。中国电影进步的基础不在于炫耀,而在于反省,可是中国有多少人有反省精神?经常会有人问我:你对这个行业怎么看?我说这个行业就八个大字:对年轻人是四个大字“寡廉鲜耻”;对岁数稍长的叫“为老不尊”,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生存现象。年轻的演员没有自我,整天勾心斗角千方百计想着炒作自己,为出名挣钱不择手段;什么叫“为老不尊”?根本跟你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要跳出来大骂。


我也虚荣过、轻狂过,现在让我放下这份虚荣,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尽管我不断在教化自己:你总说彻底放下,既然你看了这么多,你干嘛不放下?你觉得这行如此不尽如人意,你干嘛不走呢?这就是虚荣,导致我还继续在影视这条路上行走。


南方周末:很多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把它称为“纯真年代”,你怎么看那个时期的电影?


陈道明:我不喜欢那个时期,因为那个时期有属于它的电影形式和表达方法,不是好和坏的问题,就像我们看过去的《地雷战》,不代表它作为电影有多么好,电影也是随时代进展的。要说怀念的话,我怀念那时候的文艺思想,是积极的,是上进的,还有一种刻苦劲。现在是糖和味精都进来了。


其实,我始终梦想的电影是不着急不着慌的、慢慢的、一点一点、讲讲究究地拍,不要这么仓促、匆忙,从容一点对待自己的作品。是不是惊世之作对我来讲不重要,但这个过程会很舒服。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中国电影从艺术片转向商业片的过渡时期?


陈道明:从上世纪80年代中一直到90年代末,在电视和录像带、光盘的冲击下,电影都快成京剧了,属于可有可无的艺术了。那个时候我总听见导演说,拍电影拍给谁看?就是没人看。


中国电影真正的好时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年,最幸福的是在谢晋那个时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当时电视还没有上来,赶上了一个幸运的时候。后来被张艺谋、陈凯歌第五代导演冲击,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局限,没蹦达几天又进入低潮,然后就开始电影院线改革,电影就走市场、走商业片的道路了。


那个时候电影厂纷纷倒闭,西影、长影、上影这些老牌厂,后来纷纷变成租赁单位,演员队伍、导演队伍也没了,电影好像就完了。谁之罪?不知道。跟总体社会大环境有关系吧。直到现在,在艺术创作上,中国电影都没有喘过气来。


南方周末:很多人往往把没有好作品归结于审查制度,但为什么别人照样能拍出好电影?


陈道明:还是我们的导演在思想和精神劲上没达到,没有动脑子,没有用功或者没有这个能力,于是用这个那个的原因,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我们的电影审查制度,不能说没影响,肯定有一定影响,但每个国家的大众传播作品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不光是中国。是不是会产生本质性的影响?我不觉得。比如说冯小刚的电影很感人,没有修剪,不照样感人吗?电影局不照样通过了吗?别找茬。


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电影,我永远不会说是导演不好,也不会说是剧本不好,是我自己无能,你自己没有演好。


美国的主流电影有多少感人的小故事?像《当幸福来敲门》有意识形态吗?有吗?《诺丁山》有意识形态吗?无能就是无能,就像中国足球,开始时说因为伙食不好,后来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


电影是一门学问,如今的导演没人做学问了,都在商业这棵树上下功夫了。


南方周末:电影局现在就抓两手:第一,主旋律拍好;第二,商业片导向把好,不出事,高票房。


陈道明:治标不治本。美国电影的主旋律多的是,《勇敢的心》捍卫自己民族的尊严,为自由而死,多主旋律啊。我曾经把这个电影套到杨靖宇身上,对方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也是被出卖,故事可以完全套过来,每个人物也都可以套。我的政协提案是一种关心和表态,我们应该建立演员工会,对行业进行保护。现在是不设防,就有韩国演员来抢钱,人家还嫌你笨。


南方周末:按照你的地位和名声,你完全可以找个投资商,找好导演和好编剧,找一个合适自己的角色,这对你来说不是任何问题。


陈道明:当然不是问题,而且做到这一点很轻松。很多老板都要给我成立公司或者工作室,也有人请我做导演,我不做。


一是我觉得累,我从疲劳变成更疲劳,我要管人不自由,要别人管我更不自由;另一点,别看我说中国电影这问题那问题的,但我不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去改变它,也不想进行这样的尝试。


人家说一个上进的人,愿意尝试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对我来讲,当导演:不行!


南方周末:但你已经做过《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和《魔方》两个电视剧的监制了。


陈道明:监制和执行是两回事,我当监制就是剧本把把关,在音乐上面帮着一块做做,在拍摄现场把握一下导演拍摄的风格,就属于背着手进去、背着手出来。


南方周末:还一度以为你是要幕后发展了。


陈道明:没有。从目前来讲,我还没有放弃演员这个职业,我只能努力适应这个商业、消费时代,在可以适应的范畴之内寻找自己的舞台。这个过程很艰难,可选择的余地很小,在这当中尽量寻找我能完成的作品,文艺和商业都可以并存的作品。纯商业的东西我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如果两者选其一,我当然还是选文艺。所以说,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也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


南方周末:你不能适应这个时代吗?


陈道明: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能形成有序、健康的文化。本来,电影、电视是普及率最高的平台,做好了可以普及文化艺术,改变我们的文化。但可惜的是,全都乱了。


更悲哀的是,我们看到了,却改变不了,所以我现在就远离人群,我原来就是不往人群里走的人,现在让自己边缘化,就是这个原因。

摘自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媒体上描述的陈道明是难以接近、孤傲、狂妄的,但熟悉你的人又说你是温和、幽默、平易近人的。哪一个陈道明更接近真实?


陈道明:如果把这两者视作我不同的人生状态,我是能够全部接受的。前几年在跟朋友聊,人生有金钱关和荣誉关,人在金钱面前往往容易走形,这是显而易见的,要不怎么会出这么多贪官?荣誉关是无形的,但可能让人变形得更大,当你突然间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你还是你自己吗?


我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就是1990年代那一阵子。好在我这种状态持续时间比较短,没过两三年我就明白了,我不可以这样,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发户,你的生活质量会很差,所以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至于狂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优点。轻狂就不一样了,属于轻易地狂妄。至于外面传的那些七七八八的,我也反省过,尤其这十来年,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大家对我有那样的印象?一是过去的某种延续,因为人的印象在局部,挺难磨灭的,大部分都是延续了这类传说。

有些演员说我不好合作,而说这些话的人,我基本上都没跟他合作过。你跟我合作过,才可能评价我,比如说陈瑾、江一燕、冯小刚、管虎这样跟我合作过好几部戏的人,如果他们说过我难合作,那我就必须得承认了。


南方周末:不少演员说,和你拍对手戏很紧张。


陈道明:你害怕我,说我不好合作,也要看你指的什么事情。一个演员拍戏迟到、不认真、不做功课、现场摆谱,这叫不好合作。我拍戏从不迟到。不光是拍戏,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原因,我什么事都不会迟到。我也没有因为台词不熟半天过不去的,戏的问题我可以不厌其烦地给你演。

反省我自己,可能有时说话不大注意,是不是会伤到别人?这次拍《手机》,别人问我王志文好合作吗?我说挺好合作的,志文是一个规规矩矩做事的演员,我反问“干吗非得叫他哈着你才算是好合作呢?”然后就有人说我和志文不合。


大家都在“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在退步。


南方周末:这些年对娱乐界的大环境有怎样的观感?


陈道明:娱乐界有相当一批人,出发点是为了名利,当然名利也不错,但质量是根本呀!戏好,老百姓喜欢,才有长远的名利。


大家现在都搞快餐,都觉得“花无百日红”,抓住当前的机会,走哪算哪,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钱现在成为了惟一标准。有收视率、票房,赚到了钱,就成功了。综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现象,不管什么艺术、什么行当,都在高喊着“金钱万岁”、“向钱冲”,我们还要不要留一席之地,给真正的本土文化留点生存空间?


南方周末:你不喜欢商业化?


陈道明:关键是商业化要有一个度,文化变成金钱,金钱置换文化,要有度,不能把所有的文化艺术、教育科研全部推向市场,全部走江湖去赚钱。我在天津人艺工作过,现在许多文艺院团,走向市场后基本上都变成了江湖班子,说白了,耍玩艺谁耍得能吸引人,谁就能赚钱,最后赚钱成了惟一的标准。


难道所有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就是钱?那社会的德行到哪里去了?可能这个问题不是我该问的了。把张艺谋都挤到只能拍“三枪”这样的电影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还在吗?过去我们文人还讲点风度,还讲点知识,哪怕是虚伪的也好。现在金钱变成主宰,都变成既得利益者了。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在退步。我们不怕慢,就怕退,哪怕停着不动也行,退就不可以了,就像车不怕走,就怕停,更怕往后退,可现在往后退的地方很多。


不久前,我监制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片子拍得很好,到了电视台,他们说“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当时就说:“是不是我们的电视剧没有杀人放火?我不卖了!”


南方周末:他们怕没有收视率,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钱。


陈道明:我就想问咱们的电视台,全国十几亿观众,是不是所有人都看那些戏说、恶搞、枪战?那些渴求文化、渴望安静的人不是观众吗?电视台有文化的导向功能,不能一味追求收视率,不能眼里就是钱。


我觉得现在没意思,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纯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发展到现在愈演愈烈,把文化当成商业。似乎什么都是文化,到处都在谈文化,但都把它当商业的外衣。


一个甚至一批不好的电视台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没人想、没人问、没人管,电视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收视率高就放什么,怎么能这么纵容它们呢?


而且现在主宰电视台的收视率调查数字居然都是假的,调查的结果都是假的,调查标准也没有。谁是标准?这些假收视率影响着广告投放,影响着电视台播放什么样的电视剧,影响着几亿老百姓,但它的基点是假的。靠谎言赚的钱,是结构性的说谎,一个社会结构在讲假话,但是没有人处理它们。


南方周末:为什么没有人处理?


陈道明:因为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立法,天天靠着通知、电话、打招呼,靠这些指导性的意见、政策办事,这政策可能今年是这样,明年又变了。


我们经常抽自己嘴巴,于是乎权威性越来越淡了、弱了。我记得很多年前,广电总局明确说,主持人第一要说普通话,第二不许染头发,现在照样又没人管了。当一个社会结构没有权威的时候,你仔细想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无序,混乱,各自为政,想干嘛就干嘛。


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拍戏不自在,要受各个方面的约束,所以我经常拍完一部戏,歇一年到两年。


南方周末:你最早是从电影《今夜有暴风雪》走进影视圈的,为什么电影代表作很少,反而是电视剧代表作很多?


陈道明:我不太认同电影和电视剧有高尚和低级之分,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


我不会因为电影是胶片、是大银幕,就看低电视剧。其实电视剧从技术角度比电影难演,一部30集的电视剧天天在播,让观众不烦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这个人在影视行业没有太大的梦。因为演《我的1919》得华表奖,当时我上台发言时说了几句话:当电影低迷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得了这个奖,我很惭愧,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水涨船高的时候,我再能拿奖。其实我对奖也兴趣不大,那都是演完以后的附加物。


南方周末:为什么?


陈道明:演员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当时进这行,就是为了避免上山下乡,有一个正经的城里饭碗,这个饭碗跟文化沾边。那时候都是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一年也拍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则根本没有。


起步阶段我没有经历过急功近利的熏陶,所以思考问题的方式跟现在的演员不同,他们接受的教育可能是以竞争为主,甚至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没有太多功利性。


实事求是地讲,演好一场戏,它不会让我很兴奋,演不好也不会让我多沮丧,我觉得我的工作做完了,我没有那种“有一天‘花儿不再红’怎么办”的想法。


南方周末:你是个早熟的孩子吗?我采访过的陈冲、刘晓庆、潘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因为一部电影红得发紫了。


陈道明:她们过早地裹在了名里,那时候没有什么利。她们出名比较早,我是学话剧的,从群众演员开始做,跑了很多年龙套,没有太多出人头地的愿望,一是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另外觉得出名这事离我比较遥远。


后来走红,也属于命好,我没有积极地做过一件事情,一直处于消极和被动状态。有人找我来了,合适我演就接。尤其是这些年,哪怕是一些不那么好的电视剧,找我来一说、两说,到第四说我就说好吧,拍吧。


我喜欢自由自在,在不妨碍和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我心中要自在。拍戏是不自在的,要受各个方面的约束,所以我经常拍完一部戏,歇一年到两年。我不接戏拍不是我要积蓄文化能量之类的,没有那么高尚,我就是想自在。按理说应该玩命地往前走,尤其是所谓生命最成熟的时候。


南方周末:是,我们都觉得你到了黄金季节,在有限的时间段里,你应该多留一些经典的形象。


陈道明:如果为名和利,我就要年年拍,甚至一年拍几部戏。《围城》之后,我就是这样拍两部歇一部,拍一部歇两年。去年拍完《手机》和《唐山大地震》,今年谁找我拍戏都不接,不管谁来了都直接回绝。那些制片人问我为什么,我说就是想给自己一点空间。


随着年龄的变化,我的人生观有一定的转变。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时,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活得不管是穷或富,也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你都是最成功的。


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


我不认为中国有好电影,现在中国的电影最高质量只达到了85分。


南方周末:相比电视剧,是电影不给您机会吗?


陈道明:不是。陈凯歌的《梅兰芳》里的齐如山最早找到我,正赶上我不想拍戏,后来凯歌就找了孙红雷。胡玫的《孔子》也找我,合同都签了,后来我给她发了个信息,说算了,我还是不拍了。后来周润发接了孔子。


我对自己演的角色没有完整的设计,比如我非要演哪些角色之类的,我完全是随性的。如果我想拍戏了,可能我平常根本不可能上的一部戏,这时候就接了。


南方周末: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电影剧本不好吗?


陈道明:不是,有的剧本很好。我不认为中国有好电影,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真没有好电影。


南方周末:为什么?你的好电影是什么标准?


陈道明:好电影应该是讲一个完美的故事,有文学性、社会性、哲学性,要有完美的表达,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引着观众往前走,有像水一样自然流动的电影画面,看不见任何刻意的造势。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电影最高质量只达到了85分。


南方周末:你这个标准包括哪些电影?


陈道明:这样的电影太多了,比如《目击者》、《轿夫》,包括《毕业生》这种轻松的电影,也包括法国电影《蝴蝶》、美国老片《魂断蓝桥》。


中国电影从品种、类别一直到拍摄的质量,真的像中国足球一样,连亚洲都没冲出去。


南方周末:中国电影里哪些电影是你认为能得85分的?


陈道明:我不想说,得罪人。我觉得中国导演的好年代还没有到,我们都是拉纤的纤夫。不光是电影,文学、美术、音乐也一样,我们只有艺术家,没有大师。


中国电影目前还是当成广告和装饰来拍的,它没成体系,没有产业链,没有真正形成非常成熟的市场和制作班底。包括我们的剧场设施,我们的欣赏习惯,都没有形成。我们拍电影的受各方面的制约,那些编剧和导演也是很痛苦的。


我们的整体文化和电影设施都没有达到一个举国的文化,包括上面说要发展电影文化,只是流于一种渴望政策的宽松和释放,电影的繁荣和热闹就是一些票房数字,它真正的成熟和健全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这个时代还没有来,我相信有一天它会来的。


南方周末:我们差在哪里呢?


陈道明:差在德上,差在职业精神、文化精神上。拍《一个和八个》的时候,为了晒黑皮肤,我们可以在广西大龙山水库什么都不干,光晒太阳晒一个月,一个小电影,拍四五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完全是两个时代。


那时候我们拍《围城》,10集的电视剧,按现在的节奏,满打满算就一个月,但是我们整整拍了100天,那时还有创作可言,现在哪有这样充裕的时间?我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我不适应现在这种两天一集、三天一集的模式,我说你们这是干嘛?已经不符合基本规律了,制片人不管导演怎么拍,但你一天必须得消灭多少页剧本!所以现在出现了一大堆烂玩意。


南方周末:这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制片人、监制通过导演控制进度和成本。


陈道明:但是美国用这套方法大都是做室内情景剧,都在一个屋子里头,电视台即拍即播,一弄就200集,咱们把这套切换体制转换到中国,不管是拍电视剧还是拍电影,都用这套拍摄方式。

过去的老电影比如《芙蓉镇》、《老井》,可能有破绽,电影叙述得比较笨,叙述得不那么智慧,但憨厚也是美,电影里的那种力量、劲道非常扎实。


过去是“占一个便宜”就行了,现在是什么便宜都要占,华丽、假贵族,憨厚是狡猾的憨厚,属于城乡接合部的憨厚,不尊重人。你蹲下身段了,以为观众也和你一起蹲了下来。现在的电影人不纯粹了,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电影的认真氛围了。


电影是一门学问,如今的导演没人做学问了


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电影,我永远不会说是导演不好,也不会说是剧本不好,是我自己无能,自己没有演好。


南方周末:你有点恨铁不成钢。中国电影在1990年代初,到一个很好的势头时,突然就一头往下了。


陈道明:让钱给冲没了。中国的文人过去还有一点风骨、一点孤傲,还有一点竹节精神,现在全部被钱同化了。我说的这些人里头也涵盖我——既然你风骨了半天,怎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的,我也拧不过。没错,我也为五斗米折腰。但我觉得可怕的是这样的念头都没有了,我以及一批在虚荣上跳舞的人,还念及一份美好;现在更多的人是连这个美好都没想过,我是不是比他们好一点?我庆幸自己是一个知道反省的人。中国电影进步的基础不在于炫耀,而在于反省,可是中国有多少人有反省精神?经常会有人问我:你对这个行业怎么看?我说这个行业就八个大字:对年轻人是四个大字“寡廉鲜耻”;对岁数稍长的叫“为老不尊”,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生存现象。年轻的演员没有自我,整天勾心斗角千方百计想着炒作自己,为出名挣钱不择手段;什么叫“为老不尊”?根本跟你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要跳出来大骂。


我也虚荣过、轻狂过,现在让我放下这份虚荣,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尽管我不断在教化自己:你总说彻底放下,既然你看了这么多,你干嘛不放下?你觉得这行如此不尽如人意,你干嘛不走呢?这就是虚荣,导致我还继续在影视这条路上行走。


南方周末:很多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把它称为“纯真年代”,你怎么看那个时期的电影?


陈道明:我不喜欢那个时期,因为那个时期有属于它的电影形式和表达方法,不是好和坏的问题,就像我们看过去的《地雷战》,不代表它作为电影有多么好,电影也是随时代进展的。要说怀念的话,我怀念那时候的文艺思想,是积极的,是上进的,还有一种刻苦劲。现在是糖和味精都进来了。


其实,我始终梦想的电影是不着急不着慌的、慢慢的、一点一点、讲讲究究地拍,不要这么仓促、匆忙,从容一点对待自己的作品。是不是惊世之作对我来讲不重要,但这个过程会很舒服。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中国电影从艺术片转向商业片的过渡时期?


陈道明:从上世纪80年代中一直到90年代末,在电视和录像带、光盘的冲击下,电影都快成京剧了,属于可有可无的艺术了。那个时候我总听见导演说,拍电影拍给谁看?就是没人看。


中国电影真正的好时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年,最幸福的是在谢晋那个时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当时电视还没有上来,赶上了一个幸运的时候。后来被张艺谋、陈凯歌第五代导演冲击,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局限,没蹦达几天又进入低潮,然后就开始电影院线改革,电影就走市场、走商业片的道路了。


那个时候电影厂纷纷倒闭,西影、长影、上影这些老牌厂,后来纷纷变成租赁单位,演员队伍、导演队伍也没了,电影好像就完了。谁之罪?不知道。跟总体社会大环境有关系吧。直到现在,在艺术创作上,中国电影都没有喘过气来。


南方周末:很多人往往把没有好作品归结于审查制度,但为什么别人照样能拍出好电影?


陈道明:还是我们的导演在思想和精神劲上没达到,没有动脑子,没有用功或者没有这个能力,于是用这个那个的原因,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我们的电影审查制度,不能说没影响,肯定有一定影响,但每个国家的大众传播作品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不光是中国。是不是会产生本质性的影响?我不觉得。比如说冯小刚的电影很感人,没有修剪,不照样感人吗?电影局不照样通过了吗?别找茬。


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电影,我永远不会说是导演不好,也不会说是剧本不好,是我自己无能,你自己没有演好。


美国的主流电影有多少感人的小故事?像《当幸福来敲门》有意识形态吗?有吗?《诺丁山》有意识形态吗?无能就是无能,就像中国足球,开始时说因为伙食不好,后来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


电影是一门学问,如今的导演没人做学问了,都在商业这棵树上下功夫了。


南方周末:电影局现在就抓两手:第一,主旋律拍好;第二,商业片导向把好,不出事,高票房。


陈道明:治标不治本。美国电影的主旋律多的是,《勇敢的心》捍卫自己民族的尊严,为自由而死,多主旋律啊。我曾经把这个电影套到杨靖宇身上,对方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也是被出卖,故事可以完全套过来,每个人物也都可以套。我的政协提案是一种关心和表态,我们应该建立演员工会,对行业进行保护。现在是不设防,就有韩国演员来抢钱,人家还嫌你笨。


南方周末:按照你的地位和名声,你完全可以找个投资商,找好导演和好编剧,找一个合适自己的角色,这对你来说不是任何问题。


陈道明:当然不是问题,而且做到这一点很轻松。很多老板都要给我成立公司或者工作室,也有人请我做导演,我不做。


一是我觉得累,我从疲劳变成更疲劳,我要管人不自由,要别人管我更不自由;另一点,别看我说中国电影这问题那问题的,但我不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去改变它,也不想进行这样的尝试。


人家说一个上进的人,愿意尝试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对我来讲,当导演:不行!


南方周末:但你已经做过《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和《魔方》两个电视剧的监制了。


陈道明:监制和执行是两回事,我当监制就是剧本把把关,在音乐上面帮着一块做做,在拍摄现场把握一下导演拍摄的风格,就属于背着手进去、背着手出来。


南方周末:还一度以为你是要幕后发展了。


陈道明:没有。从目前来讲,我还没有放弃演员这个职业,我只能努力适应这个商业、消费时代,在可以适应的范畴之内寻找自己的舞台。这个过程很艰难,可选择的余地很小,在这当中尽量寻找我能完成的作品,文艺和商业都可以并存的作品。纯商业的东西我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如果两者选其一,我当然还是选文艺。所以说,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也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


南方周末:你不能适应这个时代吗?


陈道明: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能形成有序、健康的文化。本来,电影、电视是普及率最高的平台,做好了可以普及文化艺术,改变我们的文化。但可惜的是,全都乱了。


更悲哀的是,我们看到了,却改变不了,所以我现在就远离人群,我原来就是不往人群里走的人,现在让自己边缘化,就是这个原因。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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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条评论
  • 呵呵呵
    匿名用户 2016-03-23 21: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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