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巴赫金

发布于:2016-05-27 13: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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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纪念巴赫金

文-郭小聪

 

有这样一份履历,这样一个人——他23岁大学毕业后仅靠上钟点课维生,26岁又得了骨髓炎,这个人的命运不够悲惨吗?可他心里还挺快乐,因为他有自己的学术研究。

 

可厄运接踵而至,33岁时他因参加学术活动又枉遭牢狱之灾。但在流放地,仅仅一份会计工作,他也做到了专家水平。

 

这个人41岁时终于被允许教书了,但仍然不允许进入首都和各大城市居住。两年后他因病情恶化又截去一条腿,可案情还是投告无门。

 

就是这样一个残疾人,45岁时递交了博士论著,可论文答辩一拖6年,最终还是没有被通过,直到67岁退休时他仍是个副教授。

 

显然,这份履历不值得羡慕,谁看了不可怜这个不幸的人呢?照片上他“一脸忧郁,垂着头,耸着双肩”,有些像是中国的孔乙已,他甚至为了乞求食物给人写信。

 

......但这是,这只是我们世俗的怜悯心......

 

如果你知道那点食物在运转什么样的大脑,如果你知道那个大脑里澎湃着怎样超前的思想,以至于沉寂35年后仍然震动国际学术界,那么你对这个经过一生炼狱的人只会肃然起敬,并且重新思索:什么是学者真正的幸福?什么是学术无可企及的高贵?

 

这就是我读俄罗斯学者孔金娜所写《巴赫金传》的一点感受。

 

如今,巴赫金已被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世界性思想家之一。他在哲学、美学、文艺学、语文学等领域开拓之广,成果之丰,以至于他的命运虽然苦难,这本传记也只能用15的篇幅来讲述他的经历,而要用45的篇幅介绍他的思想。但这就是伟大学者的殊荣。他的传记注定不是命运的传奇而是思想的传播。一旦进入书中,人们便会沿着巴赫金的思考藤蔓攀缘下去,很快忘掉他的不幸。他为什么会说“生命哲学只能是一种道德哲学。要理解生命,必须把它视为事件,而不可视为实有的存在”呢?他为什么要把心灵问题作为美学问题来论证?并且一再强调,在审美上我既无法体验我之生,也无法体验我之死,这只能由他人来完成,所以“心灵是我的精神赠予他人的礼品”呢?这些深奥的思想或美妙的念头总能激起我们对话的热情。

 

对话理论正是巴赫金思想中一个博大精深的范畴。他明确地把对话与雄辩争论区别开来,认为争论的目的是要战胜论敌,而对话的目的是要获得真理。所以“在对话中,消灭对手也就消灭了话语生活中的对话领域”。这话让我有些明白了为什么自己平时不太喜欢那种唇枪舌剑的辩论赛。但对话并不是折衷迁就,更不是鹦鹉学舌,人类社会生活中那种以一个大脑取代无数大脑的现象是巴赫金坚决反对的。他认为,对“任何人的基本思想”不假思索的重复,只会令人意识迟钝,不再有创造性思维和研究的热情。学生们回忆说,在巴赫金的课堂上,大家“就好像地质工作者翻检每一块石头,在博大精深的国度里,找呀找呀”,一起分享求知的快乐。

 

令人惊奇的是,巴赫金几乎一辈子都在穷乡僻壤流放,却产生了对话理论、狂欢化诗学、复调小说研究等一大批原创性成果,他还有多少智慧没来得及和世界分享呢?毕竟,68岁上才为世人所知太晚了!这样伟大的学者,在俄国被白白埋没了几十年,这不会令巴赫金黯然失色,却是他的国家的巨大耻辱和损失。当年那些学术官僚傲慢地枪毙了他的心血之作,以为凌辱弱小者天经地义。但今天俄国人的评价是:“这一切导致了学者的这部专著一直以手稿形式一动不动地躺了几乎二十年时间,结果是我国的语文学遭受了重大损失......”

 

这本传记正是充满了俄国人的怨怼之情,因为仅凭巴赫金的一些纸片札记即可见出:“这些思想常常很短,但容量却是异乎寻常的大......我们面对的确实是人类智慧的宝藏。”但今天已经无法弄清楚巴赫金学术研究的全部状况了,他的手稿流失了多少?他又是如何解决图书资料问题的?毕竟,当年谁会在意一个流放犯的行踪呢?这种遗憾与日俱增,终于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愤懑之情:“长期以来,大家都发觉自己有这样的想法:要是他的生活正常的话,他的笔下会产生多少最为重要的煌煌新著”?巴赫金的成就同样也吸引来这样一批学者,他们平时养尊处优,急功近利,现在又像鸽子一样叽叽咕咕捡拾天才脚下的思想零碎。

 

但所有这些愤激的话都是别人讲的,巴赫金自己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中国人熟知的司马迁的感愤:“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巴赫金连这种怀才不遇的委屈都没有。他不是愤而著书要向外界证明什么,他就是在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里遨游,以后无论他流放到哪里,只要活着,只要有条件展开连贯的活跃的自由的思索,他的内心就像是把汽车开上了大路,又快乐地发现了草原。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我只害怕一件事,就是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但巴赫金甚至不是要以宗教性的坚忍来超越尘世苦难,他自己的思考就是世界。然而,一个人的内心越单纯、越自由、越快乐,也就越容易接近思想极限,越难以羁绊。所以说,巴赫金的学术虔诚本质上是无法被尘世伤害的,因为它既与个人名利无关,也与国家荣辱无涉。即使晚年被当作国宝送进克里姆林宫医院治病,他也只愿别人不要过多打扰,给自己多留一点时间。如同传记所说:“他克服了落在头上的一切贫困和苦难。只是到了他生活的晚年,他才博得普遍的赞誉,而与之偕来的却是他心灵上的相对平静。”

 

巴赫金一生追求的就是这种自由的渺远的深邃的平静。一位俄国学者甚至认为:巴赫金“不属于现存世界”,他简直是个“神奇的人”,从某个地方窥视着我们的当代世界,“而我们,贫乏的我们,却试图用老生常谈的概念来阐述他的思想。”也许,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已经暗示过我们:“作者是自己时代的囚徒,是他当时生活的囚徒。随后的时代把他从这一牢笼里解脱出来,......因为那时他的价值和意义方显出来,而曾经懵懂浮躁的时代,终有一天会安静下来,笼罩在他特有的思想柔光中。

 

事实上,20世纪的一些俄罗斯作家和学者,如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蒲宁、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都具有类似的思想气质和命运。但这不仅是一种俄国式的精神,我曾说过中国的顾准与他们同属一类人,“就好像有一扇看不见的玻璃隔开了两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即使伤害了他们也奈何不了他们,即使叫他们低头也够不上和他们的心灵对话”。正是这种难以理喻的精神自足,使他们轻易绕过所有诱惑和谎言,在人生有限的阳光中静静品味,丰富自我,真诚创造。他们无论出现在哪个国家,都是世界的财富。

 

不过,我们也要记住巴赫金的告诫:“我们给别人文化提出它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文化给我们以回答,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的新层面,新的深层含义。倘若不提出自己的问题,便不可能创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的东西......”经历过20世纪中西文明交流激荡的中国知识界,能否承担平等的对话?巴赫金宠辱不惊的纯粹学术精神,能否在中国落地生根,并激发出新的思想原创力?这很重要。如同传记中所感慨,正是由于巴赫金这类思想者的诗意存在,人类精神才会升华到神秘、崇高的境界:

 

让我们保持了长久的忍耐,

 

是温和的性情,是沉沉睡去的酣梦,

 

是对心爱的书籍的神圣阅读,

 

是永恒的苍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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