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与喧嚣 ——近代中国人的婚恋生活简谱

发布于:2014-08-30 19: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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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爱与幸福的婚恋,

纵然珠光宝气,

其实不值得一过。

寂寞与喧嚣

——近代中国人的婚恋生活简谱



/张静


生命的最后一刻,债务的阴影依然笼罩”


英国传教士麦高温于1860年来到中国,东奔西跑,他在49年后出版的《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一书中,颇为直接地写道:“中国人实在让人难以理解。平时他们被称为‘吝啬鬼’。他们把每一个铜板都看得很神圣。但是,一旦涉及到婚礼或是有关家族‘脸面’的事情,中国人就会铺张得像是有英格兰银行作后盾的英国贵族一般,大手大脚地花费掉许多个美元,而一个美元相当于一千个铜板的价值。”

这样做的最终结果,自然是“许多中国人在生活中往往都债台高筑。这似乎已成为他们度过自己生命的一种自然而正常的状态。他们在债务中出生,在债务中成长,上学离不开债务,结婚离不开债务,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债务的阴影依然笼罩,最后伴随他们离开这个世界。”

麦高温有所不知,在中国,人们向来重视“红白喜事”,特别是婚庆,更被看重。《醒世恒言》里便写道:“小户人家办个酒都得破费千儿八百银子,何况是为官人家。”所以古诗云:“最怕人情红白事,知单一到便为难。”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正值近代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安的岁月,清廷式微,国门被坚船利炮轰开,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屈辱时代由此开始,而帝国的臣民们长期浸淫在封建宗法制度之下,正亟须睁眼看世界,反思泱泱天朝如何在席卷世界的近代化浪潮中被抛在了后面!

随后到来的五四运动,成为一个重要契机。

以五四运动为开端,中国人在面临存亡之秋和图强之际,在“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下,也开始了文化的反思和思想的批判。于是,家庭观念和家庭制度首当其冲,被视作是“万恶之源”,“戕害人性”。

“五四”时期随即也成为中国近代婚姻文化变革的重要时期,自由结婚和自由离婚的呼声极具市场。一些青年男女不满于封建包办婚姻及陋俗形式,抗婚、逃婚以实际的行动反抗旧礼教,以追求自由的婚姻。“向蔡同盟”,即向警予和蔡和森经自由恋爱而缔结的婚姻关系,堪称“五四夫妻”的典型(但数年之后,这桩看似牢不可破的婚姻,却由于另一个所谓风流才子式的男人出现,触礁倾覆)。

1920年春夏之际,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开辟了“废除婚姻制度”专栏,进而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废婚”大论战。譬如施存统就在《废除婚姻制度》一文中公然主张废除家庭,以绝对自由的人的身份恋爱结婚。

而对于彼时新青年所主张的“自由的文明婚姻”,一篇《自由女子之新婚谈》的文章概括了三点好处:“首先,男士可以穿着西式的服装和鞋子,并且可以留着东洋的发型。女子的凤冠霞帔也一并不用;其次,男女双方可以挽手走进婚姻殿堂,周围鲜花紧(锦)簇,女子也不必为了表示舍不得娘家而伪装啼哭;最后,婚礼仪式简单,证婚人宣读婚约,新婚夫妇交换结婚戒指,并对现场的亲属朋友鞠躬致谢即可。”

然而,也应看到,“五四”时期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转型时期,多数人的思想、观念、情感事实上仍未完全摆脱传统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桎梏,只是在“五四”时期的舆论和大批以爱情为中心的文学作品中得到暂时的解脱。至于在婚姻生活中“纯粹恋爱的结合,总还只是少数人敢去尝试。男女双方即使互相了解,有了结婚的程序,他们总还得要求家庭的同意,另外托人来作媒,行那请庚定亲的各项手续,至于那纯粹由家庭解决的,更不用说了。”(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

所以民国时期的婚姻,虽然订婚已改变了旧式的迷信的用财务订婚法,而实行行礼订婚法、通告订婚法和信物订婚法等,且在婚礼形式上有按政府规定而行的结婚礼、旅游结婚、简单茶话会式的婚礼、登报公布结婚而无其他仪式、集体婚礼等,但实际上,只有交通便利的城市地区以新式或新旧参半式居多,而在闭塞的内地,仍沿袭数千年的婚姻习俗。

民国时期的集体婚礼193543日首次出现在上海,“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至抗战前,上海共举办了5届,参加者共399对新人。抗战胜利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举办了几次集体婚礼并几乎成定例。


国家主义时代的中国婚恋


195051日,我国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部法律。《婚姻法》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禁止重婚、纳妾。禁止童养媳。禁止干涉寡妇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借婚姻关系问题索取财物。”

一篇文章这样记录当时的青年反应:“特别是广大青年真心实意地拥护《婚姻法》,反对包办、买卖婚姻,他们在婚姻自由权利受到侵犯时,敢于用《婚姻法》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从而加速了旧婚姻制度的崩溃。青年们找对象也不再以‘财产多寡和门第高低’为条件,而是以‘能劳动、爱学习和思想进步’为新的择偶标准。结婚仪式新事新办,废除了坐轿、拜天地等铺张浪费的旧形式,改用向毛主席敬礼、村干部讲话、新夫妇唱歌等简单朴素热闹的新仪式。”

以今天的视角考察上世纪50年代,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是国家主义的强盛,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家庭活动和取代了家庭决策,同样也压抑了人性。以集体主义为表征的国家话语全面训练、改造着个人与家庭,模糊性别概念的铁人、铁娘子、铁姑娘层出不穷。进入60年代后,人们谈婚论嫁,首要的标准是看出身,看成分,工人和贫下中农成分蔚为“时尚”。而70年代更是“不爱红装爱武装”,白天干革命工作,晚上用来举办结婚仪式。其基本程序是:新郎新娘共唱《东方红》;学两段毛主席“最高指示”;向毛主席像三鞠躬;向家长三鞠躬;新郎新娘互相三鞠躬;向来宾敬礼;分发喜糖;婚宴,基本上没有。这一时期,由于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斗争引入了家庭,文革期间,人为地制造了不少家庭悲剧,伤害了夫妻恩义和父子情怀。


现代婚恋的“迷津”


直至粉碎“四人帮”,进入改革开放以后,以“政治”为首要条件的择偶观念才逐渐淡漠,“自主”意愿开始逐渐苏醒,尤其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化,物质利益的刺激得到加强,经济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物质条件和经济利益在中国人的婚恋生活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青年婚恋由“去政治化、去道德化、去组织化”转而实现自主择偶、自由恋爱。

90年代中后期,中国深入推进国有企业、教育和医疗卫生三大领域的改革。随着下岗工人的出现,教育成本的增加,以及日益加剧的看病难,这三大领域的改革“负成果”,给人们在婚恋观念上带来直接的冲击,其时社会上最流行的一句话是:“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具体波及到青年的婚恋生活中,就是对职业、收入、住房、财产等物质条件的重视程度快速上升。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转型,世纪之交的中国婚姻、家庭也在发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使得现代中国婚恋的表象与内涵日趋多元、复杂,或多或少带有了几分现代性“迷津”的因子。譬如,城乡人口的二元流动,催生了“凤凰男”和“孔雀女”现象;高房价、高毕业率催生了“恐婚族”与“急婚族”;又比如,“闪婚”“闪离”导致的财产纠葛,加剧了后独生子女时代情感与物质的双重混乱等等。

打一个不尽形象的比喻:一桩婚姻的缔结,好比一台电视机,外观精致美好,而背面却往往是一团乱麻。

现代化的理论认为,家庭的发展与变迁与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化紧密相连,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力将对传统的婚姻制度、家庭模式及其结构、功能以致观念等产生全面的影响。其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学者古德认为,在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婚姻制度与家庭制度将经历世界范围的趋同”。那么,转型期中国人的婚恋生活与家庭生活,会是一个例外吗?

有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人心如何发展,无论选择如何多元,人类对美好的追求始终不变,那就是生而为人的爱与幸福。

婚恋作为人类最高级的情感生活,亦如是。

或可以这么说,没有爱与幸福的婚恋,纵然珠光宝气,其实不值得一过。


中国婚恋大事记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施行,这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

1980年: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195051日颁行的婚姻法,自新婚姻法施行之日起废止;

1982年,广州市成立国内第一家青年婚姻介绍所;

1984年,《中国妇女》杂志在第6期上刊登了两条征婚启事,成为中国第一则征婚广告;

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公布实施;

2005年,首届中国婚博会在北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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