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德考的历史与现实遇境

发布于:2014-10-16 1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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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贤与能”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选官标准,“德考”在封建社会始终占有重要位置。


官员德考的历史与现实遇境

文/竹立家




十八大以来,一些官员因道德败坏、贪污腐败相继落马,被查处的一些言行不一、道德败坏官员的案例表明,在干部选任中如何才能把干部的道德品质“考准考实”,按照“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选好人用好人,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知道,由于道德反映的是人的内在品质,一些人又善于“道德伪装”,表里不一,所以无论是对官员的“德考”,还是对普通人的“德考”,古今中外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没有公认的客观标准。但这并不是说官员的道德无法考核。事实上,“选贤与能”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选官标准,“德考”在封建社会始终占有重要位置,人们对如何“知人善任”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如孔子就提出“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的德考标准,认为从一个人的日常动机行为和兴趣爱好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道德水平。

但由于封建社会制度的特点,官员就是皇帝的家臣,讨主子欢心成为多数官员的行为标准,崇高的道德信条反而变成了装饰品或遮羞布,“德考”变成了走过场,很难落到实处。由此造成了官场大面积的道德“人格分裂”。官员个体的“人格分裂”是封建制度的逻辑结果,皇帝为了维护自己的“龙椅”稳固,隋唐以后,基本传承了“以德治国”、“以文取士”的统治和人才选拔理念,宋明以后愈演愈烈,科举制度变成了“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官员几乎个个是熟读“四书五经”的饱学之士,时时口含“天宪”,满嘴“仁义道德”,好话说尽,这当然是给皇帝主子看的和听的,其实,其骨子里真正惦记的是“黄金屋与颜如玉”。久而久之,“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原则和“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道德规范,仅变成了在“官场”表演的道具,为了掩盖其“无耻之尤”的行为,说谎就成了一种自觉的“心理习惯”或“个体无意识”行为,“人格分裂”变成封建官员的一种生活状态。这也就解释了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尽管“清正廉洁”如海瑞者凤毛麟角,但官僚阶层一直对老百姓保持“道德优越感”的原因,他们握有“道德话语权”与解释权,并把这种对百姓的“道德教育”变成日常统治的重要功课。

封建官场的人格分裂,古人看得很清楚,如明朝人吕坤《呻吟语》中说:“做官是一种道理,做好人又是一种道理。”直接道出了“做官”与“做好人”在封建官场难以统一的现实。北宋奸相蔡京说:“既做官,又要做好人,两者可得兼耶?”作为宰相,体会可谓深刻。郑板桥说,一个人一旦为官,首先要做四件事:“刻它一部稿,买它一顶轿,修它一座宅,娶它一个小。”基本追求个人的名利去了,而常挂在嘴上的“道德信条”基本上成了“应景”的玩意儿,自己从来不打算做,直到把大好河山糟蹋掉。自唐武则天发明“文禽武兽”的官服以来,本来是一件崇高和尊贵的标志,没想到经历代官员“不良行为”的集体演绎,“衣冠禽兽”成为民间老百姓最狠的骂人话,成了道德品质恶劣的代名词。

随着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选人用人有了新的道德价值标准和程序,人民满意不满意、群众的“口碑”成为对官员职业道德、政治道德评判的标准;在技术上对官员“德、能、勤、绩、廉”的综合性、规范性和科学性考核,是对一个官员“德考”基本手段。这就是说,只要我们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严格落实对官员“德考”的标准、价值、程序,正确使用“德考”的结果,我们还是可以对一个人的“德性”做出大致的判断,选好官用好官,从而改变官场不良的道德风气。

总之,由于德考的困境,我们虽然不能保证每个选任官员都有道德,但我们有足够的“民主和制度”手段阻止其利用权力做坏事。比如官员的民主选任、权力公开透明、领导干部家庭财产公开、权力的社会民主监督等,这些民主制度措施做好了,在实践中真正落实到位了,一些官员才不能欺世盗名,在华丽的言词下掩盖其道德败坏的本质,也才会掌好权用好权,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责任编辑:赵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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