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不以致用

发布于:2014-10-28 22: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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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看台

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

学不以致用

文/施一公(中国科学院院士)




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对这个数字。我们有14亿人口,我们号称我们勤劳勇敢智慧,我们号称重视教育、重视科技、重视人才。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还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文革刚刚结束30多年,但无论怎么样,我希望大家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我们的科技实力、创新能力、科技质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请大家别忘了1900年我们签订《辛丑条约》赔款九亿八千万两白银的时候,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强,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沉重的现实。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的时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中国的大学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华大学,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接受“就业引导教育”。堂堂清华大学,都要引导学生去就业,都让学生脑子里时时刻刻有一根弦叫就业,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让人高兴的现象。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根本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教育部给大学松绑。大学多样化,政府不要把手伸得太长,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领导,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缉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大家没听错,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觉得心情很沉重。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我们从领导到学校,从中央到地方,在鼓励科技人员创办企业,这是不对的。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很多争议的,但是我笃信无疑。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的拔苗助长。


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我问大家一句,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我觉得不鼓励,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比如像我这样,特别是有人在攻击我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在看笑话。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科学跟民主是两个概念,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在科学上的创新是需要勇气的。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的重视教育。

他笑眯眯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他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今天你在学校是否问出一个问题让老师回答不上来?第二个,你今天是否做了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我们有一千四百万中小学教师,我们虽然口口声声希望孩子培养创新、独立思考的思维,但我们的老师真的希望孩子们多提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吗?这和我们的部分文化,师道尊严又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在创新的路上的确还背负了沉重的文化枷锁。

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这个大潮真正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地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在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的演讲。选自中华论坛)

                                                              责任编辑: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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